高 考 前 夕

   唤雨（校长梦工场） 六月二日，离高考刚刚还有一个工作周的时间。天气，还是十分的烦热，尽管国家为顾及考生的利益而把高考提前了一个月。

下午六点多了，估计高三的学子们（小毕校长总是这样称呼高三的学生，以示与高一二学生的区别；还有，这当中也很自然的融进了校长的期待与关爱）都已经走了吧。小毕校长脱下长袖校服衬衫，穿着“宣教”牌运动背心，走出教学楼的校长室（小毕校长有两个校长办公室，一个在行政楼，只作办事用；另一个在教学楼，“专注”用于教学尤其是高考备考工作），站在走廊尽头向东的窗前，下意识想吹吹凉风。

可哪有什么凉风呢？有的是烘烘蒸升的热浪。

“哎，南方的天气真够呛！”。小毕校长是地道的南方人，但压根就是不喜欢南方的天气，相反对北方的天气偏爱有加。在一次宴请北方教师的饭局上，他对南北天气作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比较：北方的天气是龙祥之气，四季分明，大大咧咧，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绿就是绿，枯就是枯，给人爱憎分明的感觉；而南方的天气，最大的特点是粘粘乎乎，緾緾绵绵，给人“不到喉不到肺”的感觉。对南北的天气，小毕校长还有两个很古怪似乎又有点“文化”的称谓，他把作南方的天气称作“天气”，把北方的天气称作“夫气”——北方的天气是专为男子汉大丈夫而设的天气，是男子汉大丈夫才敢面对的天气。他说，在甲骨文中，“夫“展示的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束发插簪加冠后表示男子成了“夫”；他还进一步发挥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甘做“天”的奴隶的，他们有敢于冲破天的气概，“天”字出头，就成了男子汉大丈夫的“夫”。他这一高论令到在席的北方教师深受感动（小毕校长的思想工作可谓到家呀），陪席的学校班子成员点头称是（是否认同就甭论了）。

就说现今的天气吧。是夏天，热是正常的，可南方的夏天除了热之外，最恼人的是“闷”和“腻”。“闷”就是热而无风，不存生气；“腻”就是热而不干，不着爽朗。

小毕校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教学楼的校长室。这校长室设在二楼，应该说是在教学楼的底层了，因为一楼全是空架子，用来给学生存放自行车的，是没道理把校长室设在那里的。室内还是挺大的，正方形，后窗对着教学楼的主楼梯。整天听着师生上下楼的脚步声，小毕校长练就了能从脚步声分辨出是哪一年级学生的“特异功能”。举个例，脚不离地、节奏混乱、音律不整的是初中低年级的学生，声音短速实净的，肯定是一步跨两级的高三学生，“凿”地有声且逐级而上的，估计是自信的高三级的教师了。校长室的前窗正对着校门以及猎猎飘扬的国旗和校旗，站在窗前“览视”校门及四周的人和事，是小毕校长是最为乐意的习惯。室内两旁是清一色的木质沙发，很是简朴。中间没有通常很多校长喜欢坐的大班台，代之的是一张长型小会议桌。这样看来，与其说这里是校长室，不如说是校长谈话室。进入校长室，最吸引眼球的是墙上的一副对联，横批是“真心实意”，上联是“同学，我们真心送你一程”，下联是“老师，我们实意共同成长”。小毕校长曾解读过这对联，他说，老师教学生，首先要真正爱学生，学校用教师，首先要愿意多为教师着想。这简单得不能简单的对联和室内简朴的摆设浑然一体，别有韵味。

小毕校长走到了办公桌前。教学楼的校长室，恐怕只有两件东西是校长专用的。其一，是放在东北角的办公桌，这办公桌仍然是木质的，而且与高三级组教师坐的没有两样；坐在那里，既可以从前窗观察到校门，面对房门口又可以看到来访者。其二，就是应校长要求而专门辟建的卫生间，按原来的设计，校长室是没有卫生间的，因为公共卫生间就在后侧。哈哈！校长大人如厕可能需要独处为好，要不学生与校长共厕了，学生会不会问“校长也要小便？”，就是和教师共厕，教师也不知说什么好，会不会如有笑话集中说的，用“领导亲自上厕所”来打破尴尬？

小毕校长坐下来了，正前方墙上“送你一程”这几个字很自然地摄入了校长的眼球。同样是这几个字，今天怎么总是感觉有点不同的呢？当初他想出这副对联时，一是为了（对已）励志，二是要给师生一种“贴心”式的鼓舞——小毕校长明显就是不喜欢那种“唯上”（如培养什么什么建设者）的、“唯大”（如“对学生一生负责”）的或“唯虚”（如“送我一个孩子，还你一名人才”）的提法。过去天天对着这几个字，“天天向上”；可今天对着这几个字，心里却着着实实有个“微灼”的感觉。他心理十分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说，“送你一程”就是“送你上大学”，学生没有考上大学，你校长就没有完成“送你一程”的郑重承诺。

一线校长有话说 哎，谁人知道校长的压力呀！如果说小毕校长面对高考有一种“微灼”的感觉，那么对于全国一百万中小学校长来说，教学质量（不能说是教育质量）和升学率问题可能是一种长期的“隐痛”，对于十万高中校长来说，可能是一年一度的“阵痛”——当然不能排除当中有相当部分校长不时享受着“先痛后乐”的快感。

还是先正经八门的来说说校长所受的压力吧。（先得说明，这部分是从2006年11月28日的中国教育报选录来的，作者是朱小燕——估计也是朱校长吧，题目是《谁来为校长减负》）有一篇文章说：……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者，肩负着学校的管理、决策、服务、引领等多项任务。然而，在无形中也让校长们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感受到更大的压力，造成一种负担……校长在工作中常绷紧的几种弦主要有：质量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改革意识、科研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安全意识。……工作强度大…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凡事都得校长过问，凡事得校长点头拍板。除了抓好教育、管理、教学工作。还得处理与学校有关的各种纷繁事务。……办学要求高…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对现代校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校长全能，而且深精专，仿佛校长是杂家，又是专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管理专家、教学行家、改革能手，担当着学校发展的决策者，人际关系的协调者，新课改的开发者、研究者，政策方针的执行者等多重角色。……思想压力大。学校教学质量不高，校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费制下，学校办学经费怎么筹集；家长对学校稍有意见，动辄向教育局打电话举报；学校的安全问题让校长整天提心吊胆……

接着听听在一次校长务虚研讨会上一些校长的话语吧。一位农村中学校长概括说，现在农村中小学校长一般来说有“三怕”，一怕是怕死人，二怕是没质量，三怕是没钱。前后“两怕”一般地说，校长是没有很多很好的办法的，中间的哪“一怕”是有文章可做的，也只能在这里作文章了。当中，也有一位校长说得很“正面”和“积极”。他说，没钱也好，有困难也好，能做的事我们还是全力和尽力去做的，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尽量用少钱去办更多的事；还有，我们农村中小学校长也有比城里校长好做的一面，我们面对的家长总的说来只是关心其子女的成绩分数，很少有城里“高知”、“精英”层家长就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诸方面向学校提出各种苛求甚至发难的事情发生。

再来说说十万高中校长源于高考的“阵痛”吧。社会“过度关注”高考，致使校长对高考“过度焦虑”，进而对高考备考进行“过度构思”——这是中国大部分高中校长高考备考心迹及其行状的高度概括。以下述说的要项，条条在理，条条重要，条条“致命”，不分主次，不分主体和客体。先从政府层面来说。在我们中国，只要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尤是地市级以下的地方政府，都会重视高考升学率问题。作为普通高中尤其是优质的普通高中，集中了本地区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工作重点和教学内容与义务教育阶段有所不同，办学的主要任务是为高等学校输送新生，因此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明确要求你高中学校致力追求高考升学率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省级以上的政府可能会从更宏观的、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要淡化高考的浓度，降低高考的热度，然而地方政府尤其是不发达、欠发达地区政府却有自己的考量。姑且不论搞好高考对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当地经济建设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现实中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办高中向高等学校输送新生的同时也就做好了为城市和发达地区输送人才的准备），从出政绩的角度来说，这些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搞的项目本来就不多，优先发展教育，搞好高考备考工作，提高高考升学率或许是一个“短平快”的捷径。在这里，你万万不能说政府是为政绩而政绩，是一种投机主义，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办好一事益八方的民心工程。其次，从一般家长的诉求来看。有位教育专家说过，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是“不务正业”者，没有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作为家长，我们的主要要完成的任务是培养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责任心、主动进取精神、学习兴趣和好习惯，而不是检查孩子的作业，监督孩子学习，我们的家庭教育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知识的增长上，已经无暇将英雄式的理想灌输给孩子了。还有，我们广大农村及乡镇的家庭教育多是一种“恐吓”式的、但很有短期成效的教育，说得“文化”点，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反向教育，如在农村会有人说“读书不努力，以后只有当农民的份儿了”，在一般的乡镇会有人说“再不勤奋学习，将来只有去干扫街的活了”（当清洁工人）。对于这些现象。专家们或许可以作学理解释，说是父母把自己的焦虑转嫁给孩子，间接施与了学校；说可能是家长年轻时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不成功或对自己不满意，期许后代延续自己的理想，为自己验证自己当初选择的正确；说可能是家长事到今日，自己的成长停滞下来了而产生焦虑，但不是通过自己的继续成长去解决，而是寄希望于孩子身上……专家说的都很有道理，但目前我们社会保障不足和无序，致使大部分家长特别是广大弱势群体家长在子女教育及其将来的就业问题上有这样的焦虑却是铁定的事实，而且只要细想想也不足为怪。家长有这样的诉求，而学生是我们学校的“服务对象”，其家长是我们学校的“米饭班主”，校长敢不“听”吗？！最后，从学校本身来看。在我国政府公共财政支付办教育还未成为现实的情况下，高中生存和发展有这么一条定律，就是通过过硬的质量建立良好的声誉，用良好的声誉吸引充足的生源，以充足的生源保障丰富的财源支撑快速的发展。为更好地代入这一定律，各地各类高中学校互相过招，“实招”、“硬招”、“怪招”，一招胜一招，长江后浪推前浪，甚至“盖”前浪。先说说过去，我念高中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农村高中是怎么教育学生苦读苦练的----我们的班主任说，大别山区是这样做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某高中一班主任特意在教室进门角落处用扁担挂着两双鞋，一双是草鞋，另一双是皮革，并经常说，谁不努力谁就回大别山，穿草鞋，挑扁担，走山路，谁勤奋谁就上大学，穿皮鞋，走柏油路。当时我们听后，深受鼓舞，拼搏苦读（八十年代的时尚励志语是国家女排的“人生能几回”）之劲油然而生。再说说我刚做教师时，也就是九十年代，我的上司校长是如何要求我们教育学生勤学的：要好好学习广东梅州“时间+汗水”的做法。现在来说说我做校长时，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校长又是怎么样组织高考的。这里有一个听来的、未得证实的事儿。说中国西部某省有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据说还是当年两支红军会师的地方，只有十万八万人口，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就这么一小县，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成绩却好得难以令人相信：至今已出了265名博士，2000多名硕士生，2万多名本科生。冲着这一惊人的事实，听说国家某部专门前来作调查，经调查又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这里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土豆是唯一丰产的作物，于是土豆自然就成了当地人的主粮，为此调查组认为，或土豆某种营养成分特别丰富，使到当地人脑细胞发育尤为充分。又冲着这一惊人的结论，有一记者专程访问了该县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回答却耐人寻味：说土豆营养特别丰富，简直是乱扯蛋；我们高考成绩好，就是靠“三苦”精神得来，“一苦”是靠教师苦教，“二苦”是靠学生苦读，“三苦”是靠家长苦撑。远的、近的、现今的高考备考其实没有多大的不同，核心就是一个“苦”字，只不过是“苦”得怪不怪，“苦”得狠不狠，“苦”的程度大不大。以“苦”为核心的高考文化，在教育界称之为“县中现象”。过去一段时间，大中城市的高中学校凭借自己的师资优势和学生素质优势，根本不把县一级和县一级以下高中学校的高考放在眼内，但自从江苏南京市某一年的高考“崩盘”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作为省城的很多高中学校的高考无论是尖子还是上本科线人数竟然比不上很多“县中”，结果很多省城的学生跑到“县中”去读高中了），相当部分的强校名校突然觉醒过来了，他们一觉醒，其能量可一发不可收拾啊……作为一校之长，作为“法人代表”，在高考几乎是办学质量的唯一显性检验标准的事实背景下，在高考竞争白热化程度几近“你死我活”的现实背景下，你敢怠慢吗？！

                       （连载1）

小毕校长在抽屉里拿出一支烟点着，想籍此来缓解一下心里的“微灼”感。小毕校长有两个绝对不为人所知的习惯，一是心感不安或心存喜悦时会想抽烟，他抽烟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自己从喜或不安甚至悲中迅速回到常态，给人一个处变不惊的好感觉；二是一有紧张就内急，而且是大的，必须解决（其实这才是在他的两个办公室都设有卫生间的根本原因），这纯粹是他的一种生理习惯，听说很多人都有这一习惯，没有什么特殊的心理企求。

用“微灼”来形容此时小毕校长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对高考，说小毕校长感到有来自政府、家长和学校发展的压力，进而产生焦虑，这当然是对的，但普中国之下的高中校长均如是面对，在组织部找他“谈话”时，他肯定会充分意识到的。因此，其时小毕校长的心境，与其说是有压力，倒不如说是他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因他作了“过度”的构思，作了“过人”的付出而充满信心，但又未成为现实而产生的一种不适（所以是“微”的），是他无法预知自己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各种“郑重承诺”有多少个能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担心（所以有“灼”感）。

承诺一  向学生深情地承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孩子要上大学。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农村情结。大凡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人，上至伟大人物，小到普通老百姓，只要他能掌握影响他人的资源（不管大小），一般都有回报农村、帮助农民的想法。毛泽东、邓小平进京了，当大官了，但仍保留了农民的一些习性，如毛爱吃红烧肉几十年如一日，邓嗜好辣椒贯一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始终关注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村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就是他们内心的写照。小毕校长是一名彻头彻尾的，由农村出来的，由农家孩子成长起来的中学教师，中学校长。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有三个小细节对他的影响甚大，在同类人中或许也会有共性——

母亲的油灯  小毕一家五口，父亲是走街串巷的“收买佬”，稍有文化，有见识（其实是自认的，而且十分有限），母亲是懦弱但很洁净的农村妇女，没文化，小毕是长子也是独丁，下有两个妹妹。家庭经济自然十分拮据，朝不保夕。虽是农村，但农家的孩子也有娱乐。玩火柴枪、走水桶铁圈、转木陀螺是当时农村孩子乐而忘返的“节目”（也用今天的“专有术语”吧，反正过去孩子的“节目”和今天孩子的“节目”形式是不同的，各有各的精彩，但归结一句话，其本质与功能是一样的；还顺便说一句，尊敬的校长，当年你们是穷快乐过来，今天你们也不要过于限制孩子们的富快乐啊）。小毕也要快乐，但没有购置“三件宝”的“起步资金”（铁质准备是要买的，有了才能进行后期加工）。为了快乐，小毕竟然动了“邪念”，偷了母亲收藏在木箱（母亲唯一的陪嫁品）里的两角钱。冲啊……瞄啊……转啊……小毕乐了一天，极不情愿回家了。回到家（其实是五口人共用的一间阴暗的房子）一看，小毕惊呆了，母亲披头散发（小毕从来未见过，母亲头发一直都是整整齐齐的，而且经常教育他们要事事懂得收拾，有头有尾），一手拿着煤油灯，整个人在会谈中趴伏在地，好像地寻找什么似的。“妈，你做什么呀？”小毕问道。母亲一听是小毕的声音，泪水一下子出来了，并说：“阿毕，我放在箱里的钱不见了，不知是不是我今天早上拿衣服时丢了，帮我钻进床下找找。”小毕听罢，整个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才说是他拿了。母亲极其愤怒说：“你，你……”，又举起右手，正往下想狠掴他的脸，但最终没有打下来（她从来没打过小毕），接着颠坐在床上，挤倒了放在床上的油灯，煤油洒在床上，席子马上着火了，蚊帐也跟着上火了……

                                       （连载 2）

                 父亲的破烂  小毕父亲个子不高，六十年代初中毕业，既因经济也因政治的原因，毕业后再没有上高中和大学了。回乡后可能由于不安分的性格吧，他选择了“收买佬”这一行当，整天挑着一担竹箩走街穿巷，云游四方，收买破烂。可能因为职业，不，应该说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吧，小毕父亲给人一种多语、圆滑和易变的印象。可回到家，整个人换脸似的，少语、呆板、固执，小毕仨兄妹都很怕他。小毕父亲基本上不管他的三个儿女（他也没空去管），但有一件事他是必管的，而且管得非常严厉。这件事就是小毕仨兄妹的读书问题。那时是七十年代中期，读书风气不很浓，但在小毕家却书卷味十足。一是晚上，仨兄妹不准外出“到处野”（父亲的原话），七点三十分就是三人围在油灯下学习的时间。二是他们家的学习资料与当时普通人家相比显得非常丰富，任由他们学习使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任由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这应该利益于小毕父亲干收买破烂的行当。他会从收到的废旧书报中亲自挑选出很多“宝贝”来，如《十万个为什么》、《中学数理化》、《林海雪源》等——当时的学生就是有心读书，也没有什么书让你去读——在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出来，社会开始重视知识文化时，在县恢复办重点中学，报读重点中学要考试时，小毕就是凭着自己的“资源”优势（尤其是那本〈〈中学数理化〉〉太有用了）一举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成为当时轰动四乡的新闻人物。三是小毕父亲每每外出前，总会凭着自己“老初中”的功底，为三个儿女命好题，布置好家庭作业。如何确保儿女们完成作业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在门角落处放着一条竹鞭，父亲回家了，检查作业了，谁做得好谁就会有奖励——从收买箩里“牺牲”一颗可能用来“骗”其他小孩的“冬冬糖”，谁不做或做得不好，谁就得自己用竹鞭打自己。更甚的是，小毕仨兄妹差三隔五，精神都处在焦虑（用今天专家喜欢说的话）之中，因为他们不知道父亲啥时候突然出现在村头几里外的小路上。还有，他们基本上是不怎么怕母亲的，但母亲每每甩出一句“等你父亲回来……”，他们三人就会乖乖的、静静的、快快的做他们该做的事。先做好“正经事”，然后才敢才去玩，成了他们的习惯。

                 一线校长有话说 噢，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能用这种模式去要求去约束小孩，小毕父亲已经是“先知者”和“先行者”了。大家也清楚，后来这种模式慢慢“兴”起来了，而且愈演愈烈，“演烈”到广大专家学者、行政官员、社会主流和社会精英（注意，我这里没有“等”字）不得不群起而攻之的境地。是的，传统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常常以沉重的课业负担、紧张的学习氛围、埋头苦读的方法、固有的学习过程、单调的教学方法和高强度的教学训练等高成本低收效的做法来要求和约束孩子。这个不足必须批评，最应批评的地方，是以牺牲个人的快乐、健康、全面发展为沉重代价，换取分数。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处在底层群体的后代学子，要争取进入主流社会阶层，必须（而且基本上是唯一的，超女、如桌球神童丁俊晖类的体育明星等凤毛麟角且赌博成分明显，可忽略不计）作出“牺牲”，不惜付出“沉重代价”。小毕校长的成功就是一个的事实。因此，我要说的是，中国教育改革必须启动，但必须要以草根阶层为视点，必须承认如“小毕校长成功现象”（这说法仅在本文有效）的存在，在此一前提下，坚决进行循序渐进式的、不断化解（矛盾）式的改革，国民肯定会接受和拥护的。
             （连载3）（下一篇为《家里的同志》）